1976年9月9日，南京军区，正在上海疗养的廖汉生收到一份急电，电文只有几个字：“毛主席病重。”字少，分量却重。他当即收拾东西赶回军区，医疗人员劝阻，也没能让他留下。 回到驻地后，噩耗传来：毛泽东主席逝世。廖汉生起初难以接受，直到看到中央文件，才确认消息属实。随后，他立即主持会议，向部队传达中央决定，要求各单位保持稳定，做好值班和警戒工作。 会议散去，办公室安静下来。廖汉生望着墙上的毛主席像，情绪久久不能平复。对他而言，这不仅是对一位领袖的哀悼，也牵连着半个世纪的革命经历。1929年参加革命后，他长期在陕北、晋绥和西北地区工作，许多关键时刻，都曾接受毛泽东的指示和考验。 他很快作出决定：去北京，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。 当时，中央已有明确安排，除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外，其他同志不得进京吊唁。廖汉生并不在允许进京的名单内。命令摆在面前，个人感情也十分强烈，这个矛盾落到了他的身上。 他拿起电话，直接打给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。电话接通后，廖汉生没有绕弯子：“即使要承担抗命的责任，我也要去北京。” 这句话说得很硬。陈锡联了解他的性格，也明白他与毛主席之间的深厚关系，只能先劝他冷静：“我向中央反映，等候答复。” 9月16日，陈锡联再次打来电话，告知中央已特别批准廖汉生进京参加追悼会。廖汉生连声答应，随即动身。到了北京，军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又向他说明，追悼会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。 廖汉生没有争执，只说：“能到现场就行，站在外面也可以。” 这件事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，并不只是因为一句“我要去北京”。廖汉生经历过被关押、隔离审查的岁月，也经历过重新回到岗位的过程。他对毛主席的感情，和个人政治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。 1967年1月，廖汉生在保定接到通知，要求返回北京军区。到达后，他在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遭到冲击，随后被非法关押，并被隔离审查近四年。后来，他又被转到石家庄监护，家人与外界都难以同他联系。 1971年底，廖汉生的子女给毛主席写信，请求允许父亲回北京治病。1972年7月7日，毛泽东在信上批示，明确写道：“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。”这份批示转到周恩来等人手中后，相关工作很快展开，廖汉生被接回北京，解除监护，交总政治部管理。 1973年，总政治部成立复查小组，对涉及廖汉生的材料逐项核查。材料数量很多，来源分散在北京、湖南、四川等地，复查人员不得不逐地调查，找有关人员重新说明情况。结果表明，强加在廖汉生身上的几项罪名均不能成立。 同年12月，廖汉生恢复工作，后来担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。特殊年代里，他尽力维持部队正常秩序，减少冲击对军事工作的影响。也正因为这段经历，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，他才会不顾进京限制，坚持前往送别。 廖汉生与毛主席的联系，还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西北剿匪。1952年，他主持西北军区工作时，甘肃、青海、四川交界一带仍有残余武装活动。国民党方面还利用空投方式补充武器弹药，使剿匪形势更加复杂。 廖汉生没有把这看成单纯的军事清剿。他一面组织西北军区和西南军区协同作战，一面主张争取和瓦解，对愿意投诚者实行宽大政策。1952年10月，相关方面召开联合作战会议，研究部署围剿方案，并逐级上报中央。 1953年3月8日，廖汉生向中央军委报告作战准备。两天后，毛主席复电同意部署，并要求“务必全歼各匪，不可半途而废”。在这项指示下，部队持续追击。困难并不少，尤其是高原和边远地区的粮草运输，但战士们仍坚持推进。 经过近两个月作战，马元祥、马良等匪首相继被捕，各股残余势力基本肃清，长期影响甘肃、青海、四川边界的匪患被解决。随后，中央向参战部队发来慰问电。 廖汉生办事有一个特点：重视意见，但不盲从。西北军区曾有苏联顾问参与工作，他认真听取建议，同时把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讲清楚，要求一切建设方案适合部队自身条件。1953年底至1954年初，中央军委召开高级干部会议，毛主席详细询问西北情况，廖汉生逐项作答。 从剿匪到军队建设，从蒙受审查到恢复工作，廖汉生与毛主席之间形成的，是一段由革命实践和长期信任交织而成的关系。1976年9月，他执意赶赴北京，正是这段关系在个人行动中的直接体现。 特别